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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“大秘”马周的进谏艺术

毛泽东曾评价马周的《陈时政疏》乃西汉贾谊《治安策》之后第一奇文。马周,唐代著名的政治家,少年孤贫,落魄乡里,因缘际会,为唐太宗所赏识,历任监察御史、中书舍人、吏部尚书,最后官至中书令。作为唐太宗身边重要的秘书人员,马周的进谏艺术值得后人借鉴。

01

马周出身卑微,但刻苦用功,博览群书,“尤精《诗》《传》”。因受基层官吏欺辱,感愤之下西入长安,担任中郎将常何的门客。贞观三年,唐太宗让百官上书言朝政得失。常何乃武吏,拙于文墨,马周便为常何捉刀,所起草的奏折大合太宗心意,史书称“事皆合旨”。太宗知道常何的斤两,明白奏疏非他所写,就问常何原因所在。常何答曰:“此非臣所能,家客马周具草也。每与臣言,未尝不以忠孝为意。”太宗当即决定召见马周,几次派遣使者催促,可见其求贤若渴。

马周甫一登上政治舞台,便向太宗进谏劝孝。玄武门之变,高祖被迫退位,太宗虽掌控全局,但隐太子、齐王的旧势力仍在,且高祖太宗父子二人怨恨已深。劝人尽孝,就意味着此人不孝,何况对象是皇帝,分寸拿捏不准,会被视为“逆龙鳞”,有杀身之祸。所以,在《上太宗疏》的开头,他说自己每读经史,则思效法先贤,行忠孝之事。可如今,父母双亡,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已不可能,一片丹心只有向皇帝进忠。马周先表明了心迹——我进谏无他,想做忠臣。

太宗想去九成宫避暑,已经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没有同去。马周说:“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,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……太上皇情或思感,而欲即见陛下者,将何以赴之?”也就是说,太上皇年岁已高,陛下应该早晚照看饮食起居……太上皇如因思念,想立刻见到陛下,陛下怎能赶到?名为说孝,实则警告太宗:如果高祖、隐太子、齐王的旧部突然作乱,拥戴高祖复位,陛下您是否能快速平息?况且,太上皇还处于暑热之中,陛下您自己自逐清凉,与儒家养亲之道大相违背。如果皇帝不孝,如何以上率下、教化天下?马周从自己说起,然后引申到皇帝,并且将皇帝的行为提高到淳化风俗的高度,这样进谏,极其自然,也富感染力与说服力。

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太宗即位以来,却还没有参加过祭祀活动,作为皇帝无疑是失职的。马周在奏疏中说:猜想陛下的心情,只要车驾一出,花费就会很多,所以忍着孝心哀思,以便于百姓。按马周的说法,太宗不参加祭祀,原因无他,只为节约经费,爱惜民力。虽然大孝确实不在于祭祀,但像太宗这种创业垂统的君主,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垂范后世子孙呢?所以他劝太宗委屈自己、顺从时俗。马周的建议都得到太宗的首肯。不久,太宗升马周为侍御史,以示嘉奖。

马周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统习俗出发,又考虑到太宗至高无上的地位,为太宗的不当行为进行令人信服的辩解,巧妙地提出了让太宗接受其主张的理由。由此可见,向领导提出意见建议,高明的言说技巧必不可少,让人喜欢听,听得进去并欣然接纳,才能实现自己提意见的初衷。

02

马周还提出,要选贤任能,将官职授予贤才。他曾言:“致化之道,在于求贤审官;为政之基,在于扬清激浊。”出于对国家政治清明的高度负责,马周认为君主不能因为一己之私爱就将官职轻授于人。王长通、白明达本是乐师,韦槃提、斛斯正原为驯马师,在贞观年间都属于低贱之人,因技艺高超受到太宗的爱赏而被授任高官显爵。马周认为在朝会或外国使节朝见天子的重大场合,让这些低贱之人穿着朝服和官靴,与贤臣君子并肩而立、同坐而食,是让人感到耻辱的事。适当的奖赏应是多赐钱帛,让他们成为富家翁也就罢了。

人们一般认为,“贞观之治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,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康乐。贞观十一年,马周上《陈时政疏》:百姓承丧乱之后,人口数只有隋代的十分之一,并且生活十分困苦。“供官徭役,道路相继,兄去弟还,首尾不绝……春秋冬夏,略无休时。”这“盛世”真是惨淡。太宗虽屡有诏书,要求减省徭役,但实情却是“徒行文书,役之如故”。马周所述类似今天我们说的“以文件落实文件”,人民的生活当然没有改善,所以颇有嗟怨。这种矛盾一旦不能有效化解,则天下怨叛,国家板荡,不可复安。马周向太宗大声疾呼:修治教化,当修于可修之时,一旦发生事变而后悔,就无济于事了。太宗亲历隋末的天下大乱,殷鉴不远,闻马周之言,岂不会心有戚戚?

我们秘书人员在日常工作中,也要对现实保持敏锐的洞察力,抓住倾向性的苗头,在可为之时,及时提出有效的意见和建议,推进局面朝好的方向发展。

03

平定天下时,金戈铁马,必须借助武将。平定天下后,偃武修文,当然重用文吏。那么,如何对待那些靠军功起家的功臣宿旧,是新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唐太宗之前,汉高祖的办法是大肆诛杀韩信、彭越等功臣。对此类问题,唐太宗将采取什么对策?他本打算分封功臣去各州担任刺史,并且刺史世袭,类似诸侯。马周明确表示反对。马周认为古圣贤王尧舜还会有丹朱、商均那样的不肖子,谁又能保证祖先贤,子孙一定贤呢?假如这些“官N代”在孩童之时就承袭父职,万一骄奢淫逸,那么百姓与国家都会受到他们的祸害。本来想优待他们,却适得其反。左庶子于志宁也上书反对此事,再加上功臣集团的首领长孙无忌也不愿去外州就任,分封功臣之事遂作罢。

父亲疼爱儿子乃人之常情,皇帝亦不能免,但皇帝对诸王的溺爱却可能是祸乱之始。贞观年间,太宗对诸王赏赐过厚,待遇优渥。父子相处之道,外人最难言说,何况言说的是皇帝和诸王呢?历史上,无数忠谠之士被安上“离间天家骨肉”的罪名,粉身碎骨。但马周无惧,而以天下苍生为念,在上书中谈及如何对待诸王的问题。

他对太宗说,现在诸王年少,即使长大成人,只要陛下健在,他们并无二心,但您百年之后的事情不能不加以考虑。“自汉晋以来,乱天下者,何尝不是诸王?”当头棒喝于电光石火间。这是从天下安危的角度阐述。进一步,他从父子之爱的角度分析。曹操宠爱曹植,曹丕即位后,对曹植多有防范,曹植类同囚犯,还不是曹操对曹植加恩太多的缘故?诸王何患不富贵,但赏赐太滥,就会助长他们的声色犬马,爱之反是害之也。所以,必须谋划长久之策,不仅仅要处置好现在的诸王,还要让后代子孙有法可依。马周的建议让太宗“称善久之”。

“马周见事敏速,性甚贞正,至于论量人物,直道而行,朕比任使,多所称意。”这是太宗对马周极高的评价。作为太宗的“大秘”,马周一生低调,临终前还将自己的奏疏章表付之一炬,因为不想彰君之恶,以求身后名。所以,现在留下的奏疏乃火劫之余,吉光片羽,弥足珍贵,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。


来源:秘书工作(mishugongzuo)  编辑:Admin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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